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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49年8月至1958年3月，出任外交部情报司、新闻司司长。1958年4月至1959年1月 ，在北京周口店工作。1959年1月至1963年11月，任 外交部新闻司司长。1964年至1970年，担任外交部部长助理兼新闻司司长。1970年9月20日去世。

四是允许委员参加初审会。其中跟本次发审委委员候选直接相关的主要包括：1．调整发审委人员结构。现行《发审委办法》第六条明确规定：“发审委委员为66名，部分发审委委员可以为专职”。考虑到固定的委员人数难以适应动态变化的工作需要，为了进一步提高发审委组织管理的科学化水平，有必要设定一定的弹性调整空间；同时，兼职委员难以保证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参与审核工作。

其次，错失“小灵通”过几百亿的市场。任正非对“小灵通”（PHS技术）一直很鄙视，忽略了当时中国电信想通过PHS技术来曲线进入移动市场的热切渴望，亲自否决了“小灵通”项目，导致UT斯达康异军突起风光无限，这是一直奉行“以客户为中心”的任正非的一个重大失误。

在进行整顿的同时，国家多个部门还划定了APP违法违规“红线”。2019年12月30日，国家网信办、工信部、公安部、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《APP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行为认定方法》，明确了六大违规行为，为监督管理部门认定APP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行为提供参考。

第三，分业监管的政策框架已经不太适应金融创新的现实。分业监管就是谁发牌照谁监管，核心是机构监管，这套做法在过去应该算是行之有效的，银、证、保三大监管部门，加上央行，各管一摊。照道理，把所有持牌机构管住了，金融业也就被管住了。但问题是这几年交叉业务和新兴金融业务十分活跃，比如银行借用资管企业的通道做投资，这样的业务超越了传统分业监管的范畴，应该由银监会还是证监会监管？还有更多的新型业务完全不知道应该如何归类，特别是部分提供金融服务的机构根本没有申请牌照。以个体网络贷款（P2P）为例，第一家平台上线是在2007年，到2016年第一份暂行管理办法出台，之间隔了9年时间，基本上就是监管空白，各种平台野蛮生长，累计平台总数将近6000家。同时酿成了很大的风险，问题平台的比例非常高，原因就在于缺乏资质审查，整个行业鱼龙混杂。好在虽然平台个数多，参与的投资者众，但所涉及的资金数量不是特别多，多的时候大概2万多亿元，尚构不成系统性金融风险。按说金融交易应该得到监管的全覆盖，但事实上没有全覆盖。所以现在监管要从过去的机构监管转向功能监管，只要做交易就必须得到监管，而不是说银行做的由银监会监管，保险公司由保监会监管，证券公司做的由证监会监管，应该是按照业务类型来做分工。

来源：重庆晨报责任编辑：闫宏亮文/李玉敏2018年的金融行业，新闻频发，格外地引人关注。作为一名长期关注银行业的金融记者，回过头来翻阅这一年的采访记录，发现一些片段在我脑海中印象尤为深刻。金融监管体系的改革似乎势在必行，此前就有诸多“三会合一”、银监会、保监会合并等诸多版本。全国“两会”期间谜底正式揭晓。3月13日，《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》公布，官宣拟将银监会和保监会的职责整合，组建中国银保监会。